|
做信息工程生意的王珂，也是个登山爱好者，还没上过珠峰，但他还是决定做点什么，便投资拍了一部电影，暂时就取名叫《离天最近的地方》。
地球上，离天最近的地方，就是珠峰了。登山的人，没登过珠峰，是会有些遗憾的，所以，就连中国一些爱在杂志封面扮酷的企业家，也雇了人连拉带拽把自己弄上去。
电影里的老奶奶对自己的孙子岗热说：“我18岁的时候，你爷爷背起工具，和我告别，去登珠峰；我48岁的时候，你父亲背起工具，和我告别，去登珠峰；现在我78岁了，你背起工具，和我告别，还是去登珠峰。”
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藏族登山世家和他们的朋友身上。岗热的爷爷死在珠峰，他的父亲也死在珠峰。这和大部分人不同，大部分人的爷爷和父亲都死在床上。而父亲死亡的细节，三个在现场的人——岗热的母亲和两个队友，在岗热的追问下，说出的并不相同。死去的父亲是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岗热也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英雄，但他还是想探求真相。想知道真相，那就要去珠峰。简而言之，恰好岗热父亲的队友组织了一支商业登山队，吸纳了岗热，以及岗热的女友，那是一个喝红茶长大的新一代藏族姑娘。都上山了，为了钞票的，为了真相的，为了责任的，为了爱情的，以及随后追上山为了帮助儿子的岗热的母亲。
没有说不清的道理，没有找不出的真相。在珠穆朗玛峰顶，岗热知道，当年，正是母亲劝阻了试图救援的同伴，放弃了陷入冰裂缝的父亲。
这就是残酷的高山法则，即使对我这样毫无登高山经验的人，也不难理解。有一点像电影《野鹅敢死队》里的情景，雇佣军偷入敌国，交火中一名同伴重伤，他的长官不得已只好在他的太阳穴上补了一枪——落到敌人手里的后果难以估计，只能含泪出手。
登山超过8000米，大概每人都得对自己负责了，尤其是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我曾听西藏登山队的边巴扎西说过他们登乔戈里峰的情况。那次，强风暴雪来袭，还没登顶的他们决定下撤，回去的路上，没人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能见度几乎为零，甚至看不到自己的脚。边巴扎西说，如果，当时选择的路线稍有偏差，或者他们的经验略有欠缺，就没人回得来了。
这种情况下，看上去，谁也帮不上谁。
《离天最近的地方》里，到了7910米，登山队最有经验的人告诉岗热和他的女友说，“这个高度，是人心理的临界点，也是道德的临界点”。我的理解是，这个时候，地面上的规矩已经不完全适用了。果然，当岗热和女友被困在8300米的时候，无论他们拿出多少花花绿绿的美钞，也换不来路过的其他登山队的人的一块巧克力或者一瓶清水了。也是登山爱好者的作家赵牧告诉我：“这种情况也有，不过那得极端冷漠和自私的人才做得出来。”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曾经说过，“我2003年去过珠峰一次，到了海拔4000米的登山基地，现在那里甚至有咖啡馆和网吧。今天的珠峰早已变成了一个给游客观光的游览项目，我听说去年春天的随便一天里，就有500人等着登顶。”人太多了，通往珠峰的道路上，雪水都受到了污染。
现在是2007年，据说，咖啡馆已经开到5000米了，等待登珠峰的人更多了，似乎没人在乎那里百分之十几的登顶死亡率，都想成为自己的英雄，连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都要去凑凑热闹。
梅斯纳尔是奥地利人，被人称为登山皇帝，1978年，他第一个不使用氧气瓶登上了珠峰，1986年，他第一个将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登毕。但是，他身上还背着一项“罪名”——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他的弟弟也是一名登山家，指责梅斯纳尔的人说，“在1970年攀登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时，他为了一己之荣誉放弃了亲弟弟的生命。”梅斯纳尔后来六次去那里，像岗热寻找父亲的遗体一样，寻找弟弟，但都无功而返。倒是另外一支登山队在梅斯纳尔说的路线上找到了一个头骨，经DNA检测，属于梅斯纳尔的弟弟，这表明梅斯纳尔说的是真话，对他的指责没有确切的证据，梅斯纳尔多少挽回了自己的清白。但是，有指责就说明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不一定是梅斯纳尔，但可能是任何人。
如果这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么，所谓的“见死不救”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见死不救，是很严厉的指控。日前，在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刑法》应该制定“见死不救罪”。并提出：见死不救指的是在他人陷入险境，自己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的行为。（据《国际先驱导报》）了解了一点登山运动后， 我对这个定义有不同看法，觉得应该把“或”改成“并”，即选择救援岗热的父亲，就等于选择结束四个人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足够吸引人，但到那里去得到的并不一定是“有责任救助并有能力救助”。
《离天最近的地方》的编剧、导演赵鹏说，他的剧本里所有的情节都实际发生过。那么，如果按照“或”的定义，岗热的母亲和队友都“有责任救助”岗热的父亲，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力救助”，在气候恶劣时的珠峰上，彼时彼刻，快的游戏。一个还是四个？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