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梦想”一词用得特别多。

我们早期提出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最近的火炬接力路线发布仪式上，又再次呼唤出了“点燃激情，传递梦想”。真感觉今天或者明天将要发生的一切，都不能离开“梦想”二字。在此期间，徐静蕾拍摄的一个神侃一宿的电影，也要叫做《梦想照进现实》。

好像就是歌中唱的那样：“梦想是无边的沙漠被海浪一夜间溅绿”。

这句歌词我是在2005年11月11日，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发布的那天，听刘欢和那英唱的，他们一口气唱了四个梦想。

当时很是激动，爱国主义情怀顿时上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提出的“奥运三问”。梦想真的照进现实了！如果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奥运三问”将可以全部兑现，真真正正是百年梦想。

 “奥运三问”提出：中国何时能够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最早的关注和梦想。这一梦想经历了整整一百年才得以实现，实在是不容易，因此不断地念叨“梦想”，完全可以理解。

而刘欢和那英唱的第二句“梦想是古老的文字舞动在北京的天空”，真的是舞动了。

无论是奥运会“中国印”那“舞动的北京”，还是奥运会火炬的美名“祥云”，都保持了中国文化符号的浓重内涵，也只有在今天，我们才敢唱出这样的梦想。

虽然在1945年，中国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先生，以及著名体育家董守义先生在重庆举办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二届理监事会议上，提出了申办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办的议案，居然还获得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但那纯粹是一腔热血豪情，在旧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决议纯粹就是一纸空文。

第三句“梦想是冰冷的枪弹都散落成花瓣翻飞”，很有点荡气回肠味道。

浙江宁波奉化人说，宁波奉化籍的中国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先生是“中国奥运第一人”。但在中国奥林匹克学术界，以及各种文字记载中，对这一评价都不怎么认可。也有奥林匹克运动的学者提出：天津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才是“中国奥运第一人”。

因为在1907年，张伯苓先生就提出了“中国要加紧准备，争取早日参加奥运”。尤其是张伯苓先生那句慷慨之词“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更直接影响了《天津青年》，以至直接引导了后来提出的“奥运三问”。

如果说1932年刘长春只身奔赴洛杉矶，中国运动员的身影首次出现在奥运赛场是冰冷的枪弹，那么在1984年同样的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带来的就是花瓣翻飞。

刘欢和那英四唱“梦想”的最后一句“梦想是我们都能一日千里一跃上蓝天”，正是今天全国奥运氛围的真正写照。而在我心中的“中国奥运第一人”，当然是更希望能送给何振梁先生。

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上，我的好朋友何真带我认识了她的父亲，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先生。从那以后，在十几年的工作交往中，已经与何振梁前辈结成了忘年之交。中国第一次申奥失败后，何振梁先生的老伴梁丽娟阿姨送给我她写的第一本书《何振梁与奥林匹克》，其中何老自己的那部分《蒙特卡洛申奥日记》，让我这不爱激动的人都热泪盈眶。尤其是描写申奥失败后，何振梁先生坐在浴盆里嚎啕大哭的自述，读起来倍感心酸。

在莫斯科申奥成功以后，梁丽娟阿姨又写了第二本《何振梁五环之路》，这本书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本人由于参加了全书的推广工作，因此对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在心。特别是书中描写的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何振梁与毛主席的对话，让人精神振奋。

毛主席问他身边的翻译：“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何振梁立即回答：“报告主席，我叫何振梁。”

毛主席又问他名字怎么写，何振梁回答说：“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

毛主席高兴地说：“呵，振作精神，很好！”

2007年4月26日，《何振梁五环之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新的书名改成《何振梁与中国奥林匹克梦》。发布会那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等二十多位国际奥委会执委、委员前来捧场，特给面子。

在发布会结束前，我请中央电视台的罗京朗诵了2000年7月13日何振梁先生在莫斯科的申奥演说词：“主席先生、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

选择北京，你们将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将奥运会带到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让十多亿人民有机会用他们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能够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七年后的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之所以选择了这段演说词，那是因为它含盖了歌中唱的四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