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情 查斯汀在夺冠瞬间的这一特别庆祝，鼓舞了千万热爱足球的女孩。

 

 

 

 

 

    在那场激动人心的决赛过去十年之后，她仍然奋战在绿茵场上。她追逐自己的梦想，也鼓励着周围的所有人。

 

 

    布兰迪·查斯汀坐在圣何塞家中堆满玩具的沙发上，一边跟记者聊天，一边注视着电视上直播的欧洲冠军杯半决赛，巴塞罗那对切尔西。在另一个房间，还有一台电视也在播放着同一场比赛，而她三岁的儿子杰登正在沙发上打盹儿。整个房子的其他地方还有四台电视在闪烁，无一例外都是足球比赛的画面。查斯汀的丈夫、圣克拉拉女子足球队教练杰瑞·史密斯开玩笑说，有时感觉家里就像是电器大卖场，到处都是电视机，全都在播放足球赛。“我不时需要远离足球，”史密斯说，“可布兰迪永远不会觉得过瘾。”

 

    距离1999年女足世界杯美国击败中国夺冠已经十年了，在那场比赛中，正是查斯汀的点球让中国女足饮恨玫瑰碗。终结比赛的查斯汀兴奋地脱掉了球衣，在万众瞩目下疯狂庆祝，现在的她仍然在享受足球。这个月她就要满41岁了，却仍然活跃在赛场上，她是新女足大联盟（Women's Professional Soccer league，简称WPS）金色荣耀队的队员，球队的主场就在离她家不远处的母校圣克拉拉大学。

 

    “想阻止布兰迪踢球，你只能把她从球场拉出去，”美国女足前队长朱莉·福迪说，她和两位国家队队友米娅·哈姆、乔伊·弗塞特都在2004年退役。“但布兰迪？等到60岁，她照样会上场。”

 

     查斯汀是WPS中年龄第二大的球员，比她的有些队友甚至大了20岁。这帮年轻的姑娘，都记得1999年7月10日美国女足捧杯的那一天，那场比赛玫瑰碗涌入了九万名现场观众，美国全国有超过4000万人收看了直播。随后《时代》、《新闻周刊》和《体育画报》都将女足作为杂志的封面——这的确是美国女足姑娘们职业生涯中最光辉的时刻。“女子足球竟然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那改变了一切，”金色荣耀队的队长莱斯利·奥斯本说。那时才16岁的她也收看了1999年世界杯，“那届比赛打开了很多人的眼睛，也打开了很多扇门。如果不是世界杯，我现在应该也不会从事这项运动。”

 

 

     查斯汀在120分钟双方互交白卷后一球定乾坤，然而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她会成为点球英雄。查斯汀在那一年一直为点球而苦恼，在3月份，她还曾经在葡萄牙举行的阿尔加夫杯上，面对中国队门将高红，将点球打在了横梁上。令人窒息的加时赛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队助理教练劳伦·格雷格将查斯汀写在点球队员名单的第六位，也就是在福迪后面，但主教练托尼·迪西科心中自有方寸，自从阿尔加夫杯后，他就开始让查斯汀练习用左脚罚点球。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想让查斯汀作为撒手锏第五个出场，当然，前提是查斯汀有信心用左脚，而在那之前的正式比赛中，她还从来没这样尝试过。“就好像勒布朗·詹姆斯在比赛结束时走上罚球线，教练却对他说‘这两球你愿意用左手来投吗？’”迪西科说，他当时的想法是，用左脚可以出其不意，让对方门将毫无准备，“她是那种勇于扛起责任，也希望成为万众焦点的球员。”

 

    当中国队第五位球员完成射门之后，比分是4比4平，此前美国队门将布里安娜·斯库里扑出了中国队刘英的射门。这时，查斯汀走向了罚球点。“我对自己说，不要去看对方门将，也许最好的方式是不去想怎么踢。”当她将球擦着右侧的立柱射进大门之后，开始了忘情的庆祝，她脱掉了自己的球衣——这是男子球员喜欢的庆祝方式，她曾在电视上看过许多遍——露出了黑色的运动背心和轮廓分明的身体线条。一些观众认为这种方式有些过分，另一些人则惊叹于她的肌肉，或感动于她的真情流露。总之，没有人能忘记那一幕。

 

    “仅仅一天，我的电话应答机里面就收到了75条信息，”查斯汀的经纪人约翰·库特怀特说，“布兰迪改变了女运动员代言的范畴。那些原本只迎合男人或者由男人来运作的公司开始意识到，选择代言人时可以不再局限于男性了。”

 

    查斯汀有一副好口才，为人友善，在镁光灯下总能表现自如。

 

    一球成名之后，她频繁出镜：曾经六次作为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的嘉宾，今年2月还参加了AT&T美国名人配对高尔夫锦标赛。她借助各种机会，来提升女子体育和女子足球的关注度，毕竟，这是她心中的两大挚爱。即便遇到批评她1999年脱衣庆祝的人，她也不忘引导人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足球这项运动上来，“最重要的是我从足球运动本身学到了什么，而不是那五秒钟的庆祝动作。”

 

    上一个十年对美国女子足球和查斯汀来说，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回忆。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攻击型后卫之一，查斯汀是美国队的关键人物。1999年之后，她还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随队获得银牌，并在四年后的雅典奥运会上重夺金牌。当WPS的前身（Women's United Soccer Association，简称WUSA）在2001年成立时，查斯汀帮助圣何塞海湾激光队勇夺第一个赛季的联盟冠军，但两年之后，WUSA就宣告破产，而在这期间，查斯汀还失去了两位最爱自己的球迷：她的父母。

 

    她的母亲拉克曾经是高中的拉拉队长，在查斯汀参加青年联赛时，经常带着扩音器去给女儿助威，她因为脑瘤去世，享年56岁；7个月后，查斯汀的父亲罗杰，也因为主动脉破裂引起的并发症而去世，享年57岁。罗杰曾经是一名水手，也是查斯汀的第一位足球教练。“失去父母给了我毁灭性的打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悲伤之中......”她的声音慢慢变小，“他们那么希望看到自己的外孙，但是却没有机会了。我和他们的关系是那么亲密，他们给了我太多太多。”

 

 

    查斯汀并没有和哈姆、福迪、弗塞特一起在2004年退役。她说：“我从来没有想停下来的感觉。”遗憾的是，几个月后公布的新一届国家队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2005年6月，新任主帅格雷格·莱恩飞到圣何塞告诉查斯汀，她不在自己的候选名单中。“那真的让我很难接受，”查斯汀说，“我觉得自己甚至从那之后患上了忧郁症。后来丈夫对我说，‘面对现实吧，你的国家队生涯已经结束了！’”

 

    但很快，查斯汀就找到了其他的爱好。2005年她协助成立了湾区女子体育协会（Bay Area Women's Sports Initiative，简称BAWSI）。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旨在帮助底层社区女性保持健康、增强自信，并提高领导能力。2006年查斯汀生下了杰登，这是一个意外之喜。“在那之前我一直非常害怕怀孕，担心有了孩子就不能再回到球场上了，”她说，“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应该早点要孩子。”

 

    妈妈的新角色以及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拖太多后腿。四年来，查斯汀的“足球实践”仅限于跟随一支当地俱乐部比赛，每周只能踢上一场，直到今年1月份被金色荣耀队在第7轮选中，她才又加入了“正规军”。在球队主教练阿尔伯汀·蒙托亚看来，在参加训练营的所有队员里面，查斯汀是体型最好的一位。

 

    查斯汀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但是她的作用已经凸显出来。2009年4月5日对波士顿的新赛季首战中，她发动了球队的制胜一球；在5月24日以0比2输给洛杉矶的比赛中，客串前锋（这可是她18年职业生涯从来没有踢过的位置）的她错过了扳平比分的头球。在曾经的女足大联盟中，查斯汀是第一个因为累计黄牌停赛的球员，而在WPS新赛季，她也因为在边线外冲着裁判吼叫吃到黄牌。“如果你问我，当了妈妈后是否让查斯汀变得温柔，是的，在某些程度上，”丈夫史密斯说，“但是在足球场上，她还是那么令人生畏。”

 

    “作为球员的每一分钟我都要好好品味，不管一场比赛我踢满90分钟还是坐在场下，”查斯汀说。她承认之所以还在WPS奋战，是因为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她已经为美国女足出战192场国际比赛，还差8场就可以达到她期待的里程碑。“我还想做得更好，还想完成200场的夙愿。”美国女足原主教练莱恩在2007年11月被皮娅·桑德海吉取代，查斯汀也迎来了重回国家队的机会。她收到了美国女足的试训邀请，然而遗憾的是，最终还是落选了大名单。“我知道也许没机会了。”和许多人一样，福迪却不认为这是奢望。“别忘了她是布兰迪，在她身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她说，“那个顶住所有压力打进的点球，代表了布兰迪的精神，也代表了美国女足的精神。”

 

    查斯汀不但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也激励着其他人积极向上。“我总是告诉女孩们，你们要不断超越自己，争取更大的成绩，”她说，“也许你会成功，也许不会。但是，如果你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么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 译 管秀季

 

 

 

 

 

    她在1989年崭露头角，并很快统治女子网坛。而后，她却走上一条艰辛的道路，始终想要认清那个真实的自己。

 

 

    想知道时光飞逝的证据？想想看，莫妮卡·塞莱斯初次步入WTA巡回赛之旅，竟然已是20年前的事情。那时她15岁，没过两年，她不仅赢得了大满贯单打冠军，还统治了这项运动。她用双手握拍轰出网球，其产生的角度和力量在女子网球赛事都是前所未见。她像完成一项项仪式一样，赢得了各项锦标。

 

    塞莱斯并不是高分贝的球手，不会在击球时发出尖利的叫声，但同时她也不是个以打法优雅见长的球员。但她极具杀伤力。“我看着那些比赛录像，想着，哇噢，我真是很厉害呢，”35岁的塞莱斯大笑着说，听起来仿佛是在说别人。“我的技术很单一，但我拥有这样的注意力，” 说时她咬紧牙关， “这样的动力！”从1991年1月到1993年1月这两年间，她在八次大满贯里拿到了七个冠军，极有希望成为史上最有成就的网球运动员。

 

    伟大的故事总有一个出其不易的转折点，塞莱斯的故事也不例外。1993年春天，在德国汉堡公开赛上，塞莱斯在换边后坐在场边的椅子上休息。正在那时，一个叫君特·帕希耶的德国人举起一把20公分长的锯齿刺刀，刺向塞莱斯的左肩。事后这位疯狂的球迷声称他这样做，是要保住格拉芙的统治地位。这是体育史上最恐怖的瞬间之一：一位卓越的球员正处在职业巅峰，却在比赛中遇到袭击。这段画面也成为网球史上最难以磨灭的回忆：受到惊吓、被痛苦折磨的塞莱斯在被刺后，瘫倒在球场上。

 

    一个疯狂的举动，彻底改变了体育。塞莱斯之后阔别赛场两年之久。而已经手握11个大满贯单打冠军的格拉芙，在塞莱斯缺席后再拿七座桂冠，巩固了她的统治地位——这一切，正是她那位疯狂的崇拜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塞莱斯在几个月后痊愈，但她在心理上遭受的打击更为巨大。在经历了一段黑暗期后，她在1995年夏天重返网球赛场。但她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样子，她承认自己跟当年的那个球员“完全不是一个人”。而在此时，身材更高大、体格更强健的球手，比如威廉姆斯姐妹，完全压制住了她。命运还在不断跟塞莱斯开着可怕的玩笑。她的父亲兼教练卡洛里——他是这个圈子里少有的受人尊重的网球家长——罹患胃癌，于1998年病逝。而帕希耶从始至终，没有在监狱里服一天刑（他因故意伤人罪被判缓刑两年，接受了强制精神病治疗）。塞莱斯一度将德国网协告上法庭，起诉其安保工作执行不充分，但并未得到什么结果，反倒花去了100多万美元的律师费。

 

    塞莱斯复出失败，罪魁祸首是她的上瘾症。她不是对毒品、酒精或赌博上瘾，而是对食物。“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疗伤的办法就是吃，”她说。她会先吃个大餐，再来些点心。有时候她会出去吃（她说，“你随便在全世界点个城市，我肯定都能告诉你，那里最好的意大利餐馆在哪儿”），有时候她则会躲在屋子里狂嚼垃圾食品（花生酱夹心饼干是她的最爱）。“食物已经不仅仅是食物，而是一种情绪，”她这样说，“我一直都挺爱吃东西的，但到头来，吃统治了我的生活。我可以统治一场网球比赛，但却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食。”她的体重不断增加，引来恶评如潮。智利球手马塞洛·里奥斯从未夺得过一次大满贯冠军，却以言语辛辣著称。有报道说，一次在球员自助餐厅里，他排在了塞莱斯后面，结果他竟然让塞莱斯赶紧挪挪她的“肥屁股”。比里奥斯更懂礼貌的人，也会隐晦提及她的体重问题，比如记者和评论员在谈到她的“状态”时，通常指的就是她变胖了。塞莱斯自己也提及，一次她的男友将手揽在她的腰上，随即用周围朋友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说，“哇噢，亲爱的，你得注意点儿了。你这丰满了不少呢。”

 

 

却始终没有成功。1998年，她又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下图右）。

 

 

    “真的吗？”她拍了拍他的肚子，“那你自己最近有没有照过镜子？”“无论如何，”他回答，“你是女人。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当天晚上，她就跟他分了手。

 

    虽然超重了15公斤，体重达到了79公斤，塞莱斯依然一度盘踞在世界前十名左右。“你记不记得安德烈（阿加西）一度跌到了第141名，然后才开始发奋往前追？这从没在我身上发生过，”她说。她一直在努力，她买了不少跟节食相关的书籍，请了健身教练，一度聘请田径教练鲍伯·凯西帮助她训练。但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成效。

 

    塞莱斯在2003年底时，右脚的伤反反复复发作。她休整了好几年，但再未能回到赛场上。这个一度拥有大好前程的女球手，在2008年正式宣布退役。她退役的消息之所以还能被报道，是因为与此同时，她宣布将参加《与星共舞》这个电视真人秀节目。她是那一季首个被淘汰的明星参赛者。

 

    作为节目中最不为人看好的明星代表，她受欢迎的程度反倒比她收获大把奖杯时要热烈得多。而她也慢慢敞开了心扉。人们越了解她，便越喜欢她。没有哪个运动员像她这样，心直口快，而且那么了解运动场外的生活。

 

    她去最普通的超市购物，读普通人也在读的书籍；她也会偷偷吃一口甜点，为财务问题发愁，懂得失去与失败的滋味。“我认为人们很容易跟她产生共鸣，大家能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达文波特如此评价，这位前女子网球头号选手是塞莱斯的好友。

 

    与此同时，塞莱斯还控制住了她的体重。她是在2003年年满30岁时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因为伤病的关系，当时她被迫要在伤脚上穿特制的保护套。她回忆说：“当时我想，现在我每天要锻炼五六个钟头，但体重还是没降下来，可要是有一天，我不再运动，没有教练和训练师盯在旁边，我会怎样呢？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改掉坏毛病。”她瘦了下来，靠的不是节食，也没吞大把减肥药，或者一醒来就在跑步机上狂跑。在最近这五年里，她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重——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她的身高是1.78米，体重在63.5公斤左右——而且她说现在的她比以前快乐多了。她的秘诀何在？她在自己最近出版的著作《Getting a Grip》（管住自己）中介绍说，“你必须要想明白，是什么在吞噬着你的意志，然后处理好这个问题。”她意识到，食物就是单纯的食物，并不是逃避或疗伤的渠道。她说：“没必要要求自己：不能吃这块饼干。而是要对自己说：吃一块饼干就好。另一块呢？留到明天再吃吧。它还在这里，不会自己长腿溜掉。”

 

    写一本揭露内心的书可以帮助她释放情绪，参加真人秀同样如此。坐在纽约城一个拥挤的星巴克咖啡店里，她一边喝着拿铁咖啡，一边说：“我并不是特别热衷于要赢得人们的热爱，不过有人喜欢我毕竟也不是一件坏事。接受采访也是如此，虽然我要第500次被问到被刺的那段经历——郁闷的是，不少人认识我，还就是因为那件事。但我明白，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塞莱斯还在打网球，但纯粹是因为好玩儿。她现在单手持拍，打球时不记分，也不在乎输赢。当年她在网球场上带着那么一股子激情，现在激情哪儿去了？她很平淡地说：“没有了。网球当然是个很好的运动，给了我那么好的机会，我也很爱打球。但我的那段人生已经结束了。我发现，有些运动员在退役后会很难适应过来。对此我挺难理解的。”她顿了一顿，陷入沉思，随后补充说：“嗯，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对我适用，但对别人未必是这回事。”

 

    目前塞莱斯住在佛罗里达的湾岸地区，日子过得随心所欲。她在一家农业公司当实习生、上摄影课、跟一位朋友设计首饰、带四只狗出去散步、跟一群不在乎她辉煌过去的朋友一起玩儿。“作为运动员，你可以选择打开心扉，也可以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这样说，“我选择的是前者。”

 

    同时她也在通过劳伦斯协会关注妇女问题。她说：“你去的地方越多，越能意识到在很多社会文化中，妇女仍然无法获得跟男性同等的待遇。当年我在从事体育时，我父亲受到了很大压力，甚至连他的家人都在说，怎么能让女孩子当运动员？在南斯拉夫时，我甚至没法上真正的球场，只能在练习场和停车场打球（塞莱斯在前南斯拉夫出生，13岁移居美国）。

 

    而现在塞尔维亚已经出现了两位卓越的女球手（扬科维奇和伊万诺维奇）。就算女孩子们没法成为职业运动员，让她们接触体育运动，这一点仍然非常重要。”

 

    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经历过灾难的人，随着时间流逝，会一点点意识到它对自己的作用；灾难会磨砺他们的个性，或者帮助他们认清自己。那么，时至今日，塞莱斯又如何去评价那次刺杀事件对她的意义？“这是一次旅程，我寻寻觅觅，成了现在的样子。现在我很快乐，”她最后说，“就这样吧，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