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的一天。多拉登上火车时，并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以这个名字旅行。

 

    多拉穿着一件褐色的女式套装，露出一截并不细长的小腿。脚上的皮鞋是肉色的，平跟。几天前，她刚刚在维也纳举办的欧洲田径运动会上打破了世界纪录，为全盛期的第三帝国争回了一枚跳高金牌。

 

    中午12点的时候，火车停靠在马德堡车站。多拉跨出车厢，想舒展一下四肢。一个穿着警服的男人尾随而来，“请出示你的证件。”男式的褐色大衣，冷冰冰的语气。多拉想，盖世太保盯上她了。这个叫索默林的警察不是本地人，从口音可以听出来。

 

    多拉从包里拿证件的时候，索默林像打量猎物一样仔细地盯着她，那种目光让人想到一条正在笑的蛇。多拉手上粗大的毛孔急剧扩张，她在想，自己腿上的毛是不是有哪里没有剃干净。

 

    她拿出了参加田径世锦赛的证件，但警察不太满意。证件的制作水平十分粗陋，只能让索默林的疑心越来越重。他命令多拉把行李拿出车厢，跟他走一趟。多拉想，麻烦终于来了。

 

    不过警察不打算指控她。刚才在车上，列车员悄悄地告诉索默林，有个乘客打扮得像一位小姐，可实际上是个男的。索默林很想知道，这个可疑的家伙想在第三帝国的土地上搞什么破坏。

 

    和许多警察一样，索默林在调查前，先威胁了一下这个没见过警察的菜鸟。看得出来，大衣下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挣扎。这一招果然很见效，不久多拉就放弃了抵抗。

 

    “没错，我是个男人。”

 

    15分钟内，警方拍下了多拉的照片，给他录完了口供，迅速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判罚：拘留。罪名：涉嫌诈骗。涉案时间：1934年-1938年。受害对象：第三帝国的名誉。证据：男扮女装、行李中的金牌。多拉看着最后一枚大章盖下。印泥溢到了外面，多拉想，警察们一定很激动。

 

    就这样，19岁的多拉·拉特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警察局的档案里，这个男人将顶着海因里希·拉特延的名字了此残生。他从此隐姓埋名，不问世事。2008年4月，这个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欧洲冠军被埋葬在不来梅的一座公墓里。

 

     这是奥运史上有迹可查的最早的性别丑闻之一。通过手术或者药物改变性别来获得更好的竞技成绩，这样的例子在如今似乎逐渐多了起来。而那些天生就同时具有男女性征的运动员，更是让国际奥委会和医生们也无所适从。塞门亚风波虽然已经尘埃落定，国际田联承认了她的女性身份，但一个巨大的问号依然存留在许多人的心中，医生和体育史家们对于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只不过，关注越深，越容易被历史的水草裹挟得寸步难行。在德国，多拉事件被拍成了电影，并在2009年9月份首映。看过影片后，人们愈加相信，多拉是纳粹的一个工具，是种族理论打压犹太人的武器。片中一位犹太运动员站在历史的高度控诉，不过在纳粹人人喊打的声音下，个体的命运似乎在讨伐声中隐藏得更深了。

 

 

历史瞬间 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田径选手希尔干点燃圣火。

 

    时隔70多年，要还原一个曾经风光无限、之后却刻意隐瞒行踪的人有过怎样一段人生，变得非常困难。德国有一家杂志曾经向多拉的队友们多方打听，可惜最后颗粒无收。幸好来自德国凯尔大学性别药物实验室的一份报告显示了一丝泄露的天机。那是1938年警方逮捕多拉后的一份笔记，当时的书记员写道：嫌疑犯虽然有明显的男性特征，但日常举止和心理特征却和普通女人更为相似，刻意伪装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结论对于当时的多拉极为有利。材料中还包括了当时警方对多拉父亲的取证记录，以及给当时的纳粹体育部长汉斯·冯·查默尔写的数封书信。这些材料都指向了“纳粹阴谋论”的漏洞，甚至可以说，希特勒和他的下属此前并不知道有多拉·拉特延这样一个人，第三帝国引以为荣的雅利安女子运动员，即使在他们面前也没有脱下伪装的内衣。

 

    1938年，《梦的解析》已经出版29年。当年德国入侵奥地利。还有一年，弗洛伊德就将在逃往美国的路上客死他乡。让我们遵照他的教导，走进研究对象的童年，希望去世的海因里希·拉特延原谅我们的好奇。

 

    1918年11月，多拉出生在不来梅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从出生起，这个人的命运就被烙上了不一样的记号。在警方的笔录里，他的父亲是这样谈论他的出生的：“我妻子在这次生养之前，已经产下了三个女儿。那天晚上，我没有站在床边。我正在厨房里忙一些家务。孩子的哭声几乎和助产士的叫声同时发出来，我听得清楚极了：‘海因里希，这次是个男孩！’我很高兴，心想我们终于能有一个儿子了。不过5分钟后，又是这个助产士叫道：‘啊！他是个女孩！’”

 

    这对父母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心存狐疑。他们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孩子，最后还是相信了助产士的话。在当时的德国，一切有关性的话语和知识都极端封闭，这对父母也许心里还有疑问，但他们怎么都无法想象还有男女之外的第三种性别存在。于是助产士向神父宣告了新生儿的性别，受洗的时候，神父给婴儿起了一个女孩的名字：多拉。

 

    直到14年后，多拉因为感冒和肺炎住进医院，父亲才想起，是不是顺便让这里的医生也看一下孩子的性别。在此之前，多拉穿的都是女孩子的衣服，玩伴们也都是女孩。在游戏的时候，父亲渐渐能感受到她和同龄女孩不一样的力量和敏捷。医生对于这样的要求感到奇怪。在笔录里，这位父亲如此回忆道：“医生说：‘你是不是有毛病？这么明显的事你看不出来吗？’”

 

    这位恐惧的父亲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虽然有了一个儿子，却必须为此永久保密。他为多拉物色了一个女子中学，在报名时他还特意强调，多拉在运动方面很有天赋，力量和速度都异于同龄女孩。多拉说：“进入中学后，我对自己的身体渐渐产生了意识，我觉得父母可能并不清楚我的性别，我是个男人。但我从不敢在他们面前提起这种问题，我觉得像是自己在哪儿犯了错误，才导致这种结果。他们给我什么衣服，我就穿什么衣服。”

 

    不过在同龄女孩的胸部渐渐隆起的时候，多拉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只是衣服那么简单。18岁的时候，多拉每两天就要剃一次腿毛。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遗精了。和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强烈的羞耻感占据了他的大脑，他最终没向任何人提起此事。警方在笔录的结论部分认定，多拉认为自己是一个“中性人”，并接受了这个命运。一个从小就被安排了性别的孩子，在属于女人的世界里长大，一旦跨越雷池一步，他将遭遇数不清的嘲笑和白眼。在一味崇尚“种族”和“阳刚”的纳粹德国，他进入男人世界的路已经和脐带一样，在出生的时候就被切断了。

 

 

污痕 希特勒和戈培尔（右）对柏林奥运会的干预是奥运史上不可抹去的耻辱。

 

    这场躲猫猫的游戏即将进入最高潮的部分。开始是自己的三个姐姐，不能让她们发现；然后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们，不能让她们发现。最后是那些男人，更不能让他们发现。中学毕业后，多拉到一家烟草工厂工作。他依然跑得很快，但却再也不去游泳了。他在人群中隐居。他不和别人多说话，也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连工厂的节日庆典上也见不到他的身影。父亲说：“庆典的舞会上，多拉这样的女孩是不会有舞伴的。”

 

    压抑的多拉将多余的精力发泄到了体育上。15岁的时候，他在当地运动会的女子跳高项目上就已经没有敌手。16岁那年，他已经作为德国下萨克森州地区的代表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选拔。不出意外，多拉被选中了。那时候的他确实力量十足，很像一个男孩，不过其他来参加选拔的选手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除了身体的差别，连开始变粗的嗓音也成功骗过了所有人。还是在同一份材料中，警方写道：“他的声音确实很有迷惑性，比真正的女人还要温柔。”

 

    伴随着希特勒在喇叭里嘶哑又魅惑的演说，整个德国打了兴奋剂一样疯狂地准备着这一届奥运会。对纳粹德国而言，赢得奥运会的胜利，和在欧洲大陆攻城略地一样重要。另外，如果他们派出的雅利安人阵容能够取得好成绩，将为“犹太人低劣论”提供最好的证据。当时德国三名最出色的跳高运动员是贝尔格曼、艾尔弗里德和多拉，不过只能有两人能够入选最后阵容。犹太人贝尔格曼理所当然地成为牺牲品。就在比赛前不久，纳粹体育机构通知她，老实待在家里休息。最后艾尔弗里德在柏林奥运会上摘下了一枚铜牌，多拉·拉特延获得第四。希特勒的御用导演丽芬斯塔尔拍摄的纪录片《奥林匹亚》中，还出现了她的身影。

 

    格蕾特·贝格尔曼如今居住在美国，如果不是出逃得早，她也许早就葬身在奥斯维辛了。“我从没怀疑过多拉的性别，”她说，“不过当时训练结束一起洗澡的时候，她从不脱光身上的衣服。我们都嘲笑她。17岁了还这样，实在很少见。”艾尔弗里德和多拉一起参加了奥运会，她一直觉得多拉身上有男子气概，不过也没想到和她朝夕相处的队友是个两天就需要剃一次腿毛的男人：“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即使在比赛场上也是亲如姐妹⋯⋯你说，当时谁能想到那方面去？”

 

    多拉隐藏得越深，心里就越纠结。公众生活和内心的巨大反差，对于一个尚未年满18岁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枷锁。即使摘下金牌、赢得满堂喝彩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正在参加一场更大的躲猫猫比赛。并且，这场比赛永远都不会结束。1938年被警方逮捕的时候，他的反应出乎所有警察意料。“嫌犯表现得异常兴奋，似乎卸下了一副重担，”警方写道，“他似乎等待这一刻等了许久，他自己知道，作为女人获得的种种成绩，总有一天会被人们发现。”在笔录中，多拉说，作为女运动员参赛，可以和女人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总之，他不能离开这个圈子。在这里，他能找到安全感。

 

    多拉被拘留的次日，警方就找来了马德堡最有名的医生，希望他能在嫌犯的性别上给出一个医学方面的结论。结果不出所料。多拉的第二性征完全呈男性，基本上排除了多拉再以女子运动员的身份继续参加比赛的可能。但在多拉的性器官后部发现了一个类似阴道的组织，医生感到大为困惑，他写道：“因为这个组织的存在，当事人可能在生育方面存在难以治愈的问题。”助产士一次改口，20年后得到了第一次回音。

 

 

追忆 贝尔格曼在展示年轻时的照片。下图为多拉在1936年奥运会中参加比赛。

 

 

    行李箱里的那块金牌，警察们早就验过了。在得到了医生的确认后，他们感到了事态已经超出了能够掌控的范围。当天，一封电报就拍到了柏林：“ 女子跳高冠军多拉·拉特延实为男性，盼总局尽快指示为要。”纳粹体育头子冯·查默尔从山一样的文件中抬起头，一扬手又派来一个医生。结果还是一样：多拉是男的。

 

    第三帝国的体育明星、雅利安人种优越性的杰出代表居然弄错了性别，这让希特勒知道了大概也不会高兴吧。“以第三帝国的荣誉保证”，查默尔下达了强制封口令，任何人泄露此事，都是死罪一条。多拉这颗棋子也被迅速打入冷宫。不过一年后，失去了一枚金牌的查默尔对于多拉这枚王牌又忍不住心痒痒。在当时的一封文件中他又这样写道：“没有证据表明，多拉·拉特延为了取得更好的竞技成绩，故意隐瞒性别。他的日常行为和人际交往都呈现出明显的女性特征。他应该继续参加比赛。”

 

    欧洲冠军、奥运第四，这样一个运动员的人生今后将往何处去，成了一个莫衷一是的难题。不过多拉和他的家人经此变故，已经再也不敢想任何与竞技体育有关的事情了。多拉的父母已经年过半百，只有一家赖以为生的小酒馆。一旦多拉的性别有朝一日公布于天下，不但这对老夫妇会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就连这家小酒馆也别想再经营下去了。而我们的主人公多拉，也正经历着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选择。第一次的选择权在助产士手里，他被分到了一个写有“女”的签；可第二次的选择也不那么轻松。多拉的父亲在不来梅警局的笔录里说：“我儿子觉得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整天不愿见人。我那酒馆的墙上贴着所有关于他夺冠的消息，他都让我撕了。最要命的是，他已经不会站着小便了。他除了跳高什么技术活都不会，如果让他去干男人干的那些粗活，我自己也觉得难受。”

 

    这的确是艰难的抉择，没有人经历过，也没有人会同情。父亲先去警察局改户口本，可是警察从来没见过人如此决 绝地告别自己的过去，改名字可以，可是和性别一起改，这没有先例。这个新身份让多拉等待了几个月的时间。父亲也不知写了多少信。在最后一封信上，他十分礼貌地想知道警察同志在给多拉改完性别后，是不是一时疏忽忘记改掉孩子的名字了。在本该“此致敬礼”的地方，他写的是“希特勒万岁！”

 

    海因里希·拉特延从此将在一个新身份下开始全新的生活。不过他此后的生活，没人能说出哪怕只言片语。最后一份与他有关的官方文件显示，从1939年10月1日起，海因里希被派往汉诺威工作，具体职位不详。附录显示，这个消息通报到了查默尔的案头，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警察部门。没有证据显示，任何官方机构仍然关注着海因里希的人生，并对与他有关的一切实施保密措施。甚至隐姓埋名去另一个城市工作，都可能是海因里希·拉特延本人的意愿。

 

    这清楚地表示，与多拉的金牌有关的每一个人，都离开了这个21岁的年轻人，包括以他的金牌作为政绩的查默尔。德国忘记了多拉。就在整一个月前，雅利安民族出动了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和6000门大炮，向波兰发起了闪电战。2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多拉去汉诺威的前几天，波兰已经被德国全面占领，全德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这个世界在一个民族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多拉走后10天，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拨款和增派人力，加速原子弹研究。

 

 

青春 图为电影《柏林1936》的剧照，多拉（左）和贝尔格曼在一起。

 

    这个世界如此迅速地变化着，新生儿海因里希只不过是风暴中的一粒尘埃。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不再需要任何金牌来撑门面。1939年，德国体育部公开宣称取消不来梅人多拉·拉特延在欧洲田径锦标赛上的夺冠成绩，来自维也纳的亚军成为新的金牌所有者。当然，1938年，维也纳也已经被画在第三帝国的版图上了。这场战争波及了20个国家，消耗了4万亿美元，在1945年终于宣告结束。此时的海因里希·拉特延27岁，他和隆美尔的卡萨布兰卡、朱可夫的斯大林格勒以及艾森豪威尔的诺曼底毫不相干。在不来梅被美军占领后，他回到故乡，接管了父母的小酒馆。一直到他在2008年逝世，他都生活在这里。任何有关多拉的采访，他都一一谢绝。和他的父母一样，他在这里上菜、算账、开张、打烊。

 

     而那位在柏林奥运会前“被休息”的犹太人运动员格蕾特·贝尔格曼，1937年就逃到了美国。当年贝尔格曼是德国最好的女子跳高运动员，保持着1.60米的全国纪录，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这个成绩足以带给她一枚金牌。但为了生命，她不得不放弃金牌：她在德国的第一任丈夫被送进了奥斯维辛，另外30名近亲也无一生还。

 

    战后，在海因里希三缄其口的时候，她终于愤怒地开始控诉。在接受1966年的《纽约时报》采访时，她说自己在报纸上得知德国战败的消息时，忍不住“大声尖叫和狂笑”，引得路人侧目而视。《纽约时报》列举了一系列男扮女装的体坛丑闻，说到多拉·拉特延，只提了几句，说他是一个“黑头发的德国人”，“为了给纳粹的人种论撑腰”而参演了一场丑剧。《纽约时报》应该只是从贝格尔曼那里得到了关于多拉的些许回忆，其中关于这个人的生活细节均语焉不详。如今贝尔格曼生活在纽约，第二任丈夫叫布鲁诺，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常客，贝格尔曼也渐渐喜欢上了棒球，经常在电视里看洋基队的比赛。她再也不参与任何与跳高有关的活动，但说起往事，她依然带着强烈的仇恨。她说，自己事后才知道，查默尔为了让德国代表团在柏林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从很早起就策划了这个阴谋。多拉也是阴谋的一分子。在《纽约时报》之后，她又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每次的话都一样：“我肯定，这是个大阴谋。”

 

    这样的控诉凝结了几十年的怨恨。但居住在小村庄的多拉和海因里希不会辩解，在1943年死于肺炎的查默尔不会辩解，在柏林的地下室自杀的希特勒也不会辩解。贝尔格曼一遍一遍向不同的人回忆伤心往事，可惜怨恨无法穿越如此遥远的距离。随着历史将当事人裹挟向前，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在这场闹剧中，她和那个浴室里害羞的女孩一样都是受害者。要怪，也只能怪那个粗心的助产士。

 

    可惜她也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