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出发，沿长安街东行18公里，抬眼便见宽阔的首都钢铁公司（下称“首钢”，下图）东门。这块占地707公顷的工业区，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有着自己的工厂、食堂、医院、大学。粗犷的建筑风格，穿行其间的粗大管道，高耸入云的烟囱，无不彰显着工业时代特有的质感。而弥漫于空气中的浮尘，则令每一位初访者备感窒息。

 

    47岁的首钢职工老刘感慨，这一带居民只能透过密封的玻璃，凭窗远眺，极目之处多是灰蒙蒙的天，落日余辉只留存在记忆中。

 

 

    在历史上，胜地香山之色，一年四季各臻其妙。尤其是冬季的雪景，银装素裹绵延无际的峰峦，能从冬季持续至仲春。由此，“西山晴雪”成了燕京八景之一。可是，近30年来，对应于首钢超常规发展的石景山的居民，再未见过这一活在古典诗词中的绝景。

 

    首钢，在为北京的GDP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北京带来了深重的空气污染。据环保专家测算，目前北京空气的首要污染物96%是可吸入颗粒物，首钢一家的排放量达全市的23%，为1.8万吨。

 

    颗粒物浓度的国家二级标准是每立方米100微克以下，但在北京，基础值已近每立方米70微克， 这意味着排放空间只有每立方米30微克。倘若北京达到二级标准，全市颗粒物的年排放量空间共4万吨，首钢的1.8万吨已近半数。

 

    更致命的是，首钢地处北京上风上水，西风起，烟尘就会向城区弥漫。想象下这1.8万吨颗粒物吧，它们不知疲倦地从首钢主产区出发，一路跨过高楼大厦、大街小巷，闪过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散落你的发间，钻进你的肺叶。环保人员检测发现，首钢厂区及古城附近的可吸入颗粒物，最高可达每立方米180微克，扩散方向还会因季节而改变。

 

    在七个大气监测子站中，石景山区古城监测子站的空气质量一直居全市最末。2006年全市蓝天平均61.4％，石景山区只有42.5％。

 

    石景山区位于北京西郊，太行山的一支余脉连绵至此，横卧拱卫，为京城的西部屏障。石景山、香山、八大处等旅游胜地，正在这一线上，全区以40%的绿化覆盖率位居北京城八区之首。

 

    然而，再高的绿化覆盖率也消化不了来自首钢的颗粒物。进入冬季，这些颗粒物往南可扩展到大兴区西部、房山区东部；转为夏季，能越过紫竹院、中关村抵达昌平区；往东，它们一部分对直飘向朝阳区，沿途掉队者或拥入紫金城，或钻进琉璃厂。

 

    奥运会举办的2008年，亦是北京大气治理的第10个年头，将有31枚金牌在首钢所在的石景山区产生。为保证奥运会的空气质量，首钢也承担了沉重的牺牲——所有涉钢项目全部停工，两年内搬出北京。

 

    两难选择

 

    搬？还是不搬？哈姆雷特的两难选择，长时间摆在决策者面前。石景山，又名石井山，相传石山之上水井众多，“石井”二字由此得名。古时，此山香火旺盛，植被茂盛。1919年9月，段祺瑞政府在山之东麓筹建炼厂，后被日本侵略者霸占，始称石景山钢铁厂（简称石钢）。但截至解放前30年间，石钢累计产铁不过28.6万吨。

 

    “首都钢铁公司”之名，则始于建国后的1967年9月13日，“首钢”二字从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使命。

 

    也正是从那时起，首钢职工李平父子通过照片记下这家企业的变迁。照片中，40年前的石景山一派典型的郊区景致，随处可见菜田、果园、远山与河流。穿梭于区间的窄马路，被两侧葱笼树木隔离，行人一路遮蔽其中。40年后的今天，这家拥有首都字号的大型企业总资产逾500亿元（其中钢铁业资产约400亿元）。但老照片中的那些菜田、果园、远山与河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即使到了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钢时仍提出要有年产1.2亿吨的目标。在那时，经济发展仍然被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首钢的转炉与烟囱仍是工业权威的象征。

 

    时至1997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向国家大胆建议，“首钢不但不能再增加产能，还要逐步迁出北京”。这是目前可查的关于首钢搬迁的最早文本。

 

    就在当年3月至次年3月，北京属于良好空气的时间只有10周，占19．2％；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各占20周和21周，重度污染为一周。不少市民开始抱怨，“北京的空气越来越稠了”，他们开始将矛头指向首钢的转炉与烟囱。

 

    面对各方的指责，首钢接受了将四分之一的年利润用来治理污染的计划，累计投入数以十亿计；主产区内，亭榭楼阁掩映于树丛中。

 

    但首钢的公众形象并无扭转态势。前所未有的争议与指责仍纷至沓来。搬迁与否，成了环境生态与物质财富之间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梁从诫再次上书北京市府高层，建议搬迁首钢。“奥运”的砝码显然远重于“环保”、“宜居”等概念，“首钢搬迁”的口号以迅猛的声势走上了快车道。

 

    首钢环保处的唐丹平说，2008年首钢在北京地区的粉尘排放总量将减少到1604吨，烟尘排放总量减少到976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到2622吨。这显然是一个经过艰难决策折算的数字，亦是首都人民期盼已久的数字。

 

 

    “砰”的一声，自重5.8吨的磁盘吊从十米高空垂直落下，毫不留情地砸向仅剩钢结构躯壳的报废汽车。随后，一个个面目全非的车体被压成“柿饼”，列队等待切割。

 

    这些铁疙瘩只是首钢转炉的一份“早点”，它们被倒入转炉的血盆大口后，很快消失于1600度的高温中。另一侧，首钢职工老刘与同事将200吨铁水兑入炉中，刹那间，火花迸溅宛如典庆烟花。时间划过35分钟，泛着炽热红光的铁水滚滚出炉。

 

    汗珠在老刘黝黑发亮的侧脸连成一条长线，这位在此已效力20年的转炉工人，对首钢的历史如数家珍。和记者谈话时，老刘和他同事们一脸的怀旧与感慨，同时也还隐藏着一丝无奈与期望。在中国，鲜有一家企业能够像首钢样，被倾注太多的感情和注释；更罕见一家企业，如同首钢这般被赋予时代的标本意义。88岁的首钢在迟暮之年面临搬迁，无声中也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老刘工作过的5号高炉，在运行47年后于2006年6月熄火，自此每年减排184吨粉尘。同期关停的2号焦炉，每年减排烟尘4.05吨、粉尘189.056吨。

 

    而改进了工艺的1号焦炉，泛着炽热红光的钢水被装入新建成的干熄糟内，经过冷氮气的“气浴”，上千度的焦块骤然降至200多度，同时升温的氮气经锅炉热交换后产生的蒸汽进入热力管网。相形于传统的湿法熄焦，这项新工艺每年可减排粉尘105吨。

 

    到了2008年，老刘将随着首钢一个新项目的落成，调往河北迁安。和老刘一样，首钢在册职工接近14万人，他们面临两条出路：一是随着新首钢去河北；二是买断工龄。

 

    董事长朱继民在动员大会上承诺，不管职工搬迁到哪里，北京户口都不会取消。49岁的李金山拥有首钢31年工龄，他自认为对首钢的感情远超对首都的留恋，所以选择了去河北。有18年钳工经历的李成新，则选择买断工龄另谋职业。

 

    首钢搬迁后，一块将近700公顷的“空地”即将出现。这对于仍在扩张的北京城区，无疑具有遐想的空间。但职工更关注的，是这份首都赋予并成就的“工业遗产”，将何去何从？

 

    由北京市规划委制订的《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已考虑到这份遗产。针对首钢旧址的规划，不仅将面积扩大到856公顷，其功能亦初步定位为“城市西部综合服务中心”和“后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区”。

 

    按前者的规划，西长安街将穿过首钢旧区直通门头沟，贯穿区域基本定位为“中央办公区”。目前已有国家有关部委洽谈来此办公。

 

    后者则基于既有的工业遗产，打造一个休闲旅游和创意文化产业的基地。在这里，一个1919年由日本人建设的铁厂办公室，及一台20世纪初西门子生产的工业设备，被列为“强制保留”项目。另一些“建议保留”的名目也在规划中有所体现。

 

    而北京往东220公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荒凉小岛，随着首钢即将大规模迁入，瞬间在国内名声鹊起。它就是古老而神秘的曹妃甸。

 

    取舍之间，北京送走了一个旧的工业首钢，计划再造一个新的产业集群。在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弯路之后，首钢终于在一个海湾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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